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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对立的越相像,——鲁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
2011-11-03 14:48:55 来源:往复 作者:洛克 小园香径 【 】 浏览:5390次 评论:0

越对立的越相像,——鲁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


洛克
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跟绍兴周家台门里多数人都相处得不太好,但发展到对立程度的,只有鲁迅。
鲁迅在公开的文字里,从没提到过他的祖父;但他的父母却多次出现在他的笔端,并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。如果据此以为鲁迅的祖父在鲁迅生命中,是个无足轻重的人,那就被鲁迅“误导”了。事实恰恰相反,在鲁迅所有的家族人士中,祖父周福清是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一个人,——如果这个名额不是归于周作人的话。
鲁迅出生的时候,周福清正在京城候补。这是一段痛苦、难熬的时光,所以,当长孙出世的消息传到京城,年青祖父(周福清时年44岁)的喜悦心情是不言而喻的。据说消息传到时,适逢张之洞来拜访,——这是个很有疑问的据说,——于是周福清给新生孙儿取名为“张”,即乳名,或小名;并由“张”字,根据同音异义的惯常做法,联想到樟树的樟,于是给孙儿取学名为樟寿,这是鲁迅真正的本名,或者说原名;再由樟字联想到豫章(是否与曾在江西为官有关?),给孙儿取字为豫山。本来,按上古的说法,名是幼时所取,字则要到成年时才有的,所谓“幼名冠字”,但看来,至少在清朝末期,襁褓中的婴儿就已经有字了。周福清一古脑给孙儿取的小名、学名和字,从以后来看,似乎都不太成功。樟寿这个本名或原名,最终废弃不用,被周树人给取代了。字呢,由于豫山谐音雨伞,使年幼的鲁迅经常遭到同伴取笑,说:嗬,雨伞来了。于是鲁迅央求祖父改名,起初改为豫亭,这个改动也不太成功,——仍然未脱离跟雨的干系:“雨停”,不多久又改为豫才,这才终于摆脱了“雨”的纠缠,意思也好多了,算是一锤定音。豫才这个名字后来用的较多,如章太炎等鲁迅早期师友、同事,比他年长些的,或与他年纪相仿的,都习惯以豫才相称呼。鲁迅自己也蛮喜欢这个名字,直到临终前都在用它。
表面上看,周福清给长孙取的名字,后来都不太为人所知,似乎归于失败了。但其实,周树人这个现在被介绍为鲁迅原名的名字,显然跟周福清最初给鲁迅所取的名字,有明显的渊源关系。我怀疑,甚至鲁迅的迅字,除了别的意思和起因外,从根源上说,也与“树”有关。
可见,鲁迅生命中并非无足轻重的东西,自他一出生起,就跟他的祖父联系在一起了,并且伴随了他的一生。
但这部分关联性,在鲁迅的生命中,在鲁迅与祖父的关系上,只能说是序曲性的。鲁迅生命中第一道真正的帷幕,也是由周福清一手拉开的。
1883年,周福清由京返乡探亲,这应该肯定是周福清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长孙,也是当时唯一的孙儿(周作人要到1885年才出生),但两、三岁的周樟寿,显然无法对这位完全陌生的祖父留下任何清晰的印象。鲁迅跟祖父的再一次见面,已是十年后的1894年,周福清回家奔母丧。这年鲁迅已有十三、四岁了。
鲁迅跟祖父见面、相处的时间不长,因为就在这年七月,发生了哄动一时的“周福清科场贿赂案”。这起案件在当时如此的影响一时,以至于《清史稿 德宗本纪》中还带了一笔:
十九年十二月癸酉,刑部奏革员周福清于考官途次函通关节,拟杖流,改斩监候。
这件事情对于鲁迅一生的影响,早已众所周知。
周福清案发不久,即投案自首,随后被关入杭州监狱。根据现有资料,鲁迅除了第一次专程探望外,后来只在有限的几次由学校往返绍兴的途中,去监狱看望祖父。后来鲁迅到日本留学,第二年的暑假回国,时周福清已遇赦放回,祖孙俩在家里还见过一次。总而言之,鲁迅跟祖父周福清,一生中加起来见面的时间,最多只在一年上下,是兄弟三人中,跟祖父相处时间最短的一个。
这会不会影响到鲁迅与祖父的情感关系?
1946年10月,周建人写了一篇《鲁迅去世已经十年了》的文章,文章主要讲述了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,并将俩人作了一番比较。周建人在文章中说:“鲁迅非常与父母要好,但不大喜欢祖父”、“鲁迅不喜欢他的祖父”。后来,在1949年后写的一篇文章里,周建人又有“鲁迅与他(指周福清)的关系不很好,他们见面也很少”、“感情不好的原因”等话语。
鲁迅与祖父关系不好,有什么例证?
在周建人口述、周晔编写的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一书中,有几件事情,可以让人看到鲁迅与周福清的关系状态。
乌大菱壳的故事。
1903年,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回家探亲。顺便说一句,这次回家,对于鲁迅来说,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,因为他和朱安的婚事,就在这次回家中确定,虽然俩人的正式结婚,完成于三年后的1906年。去国之后兄弟三人的再次重逢(周作人时在南京读书,也正好趁暑假回家),让三兄弟欢欣不已。
我们三兄弟的话是说不完的,从楼上说到楼下,从楼下说到廊夏,从廊夏说到明堂。有一天黄昏,我们三人站在桂花明堂里,又在谈论些什么。祖父从房里出来,站在阶沿上,笑嘻嘻地对我们说:“乌大菱壳汆到一起来了!”
乌大菱壳是绍兴方言,意思是没用的垃圾或废物。
我们明白祖父又在骂人了,骂我们是废物。我的两个哥哥恨恨地看他一眼,但祖父浑然不觉,又转身回房里去了。我们三兄弟给他一骂,兴趣索然,三人分头走散。
其实,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,即使在今天,父子之间,祖孙之间,脱口说出诸如“小兔崽子”或“小王八蛋”之类的粗话,乃是习以为常的事。其真实的语意,不但不是骂人,反而是在表达一种亲切、亲呢的意味。鲁迅后来写《论“他妈的”》,结尾处说到中国父子间,以“他妈的”意谓“亲爱的”的意思,正是与此同类。从周建人的叙述情况看,周福清当时的意思,也是如此。不过,这种玩笑、戏谑的表达,通常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前提,即双方之间要有基本友好的基础和默契,否则,即容易滋生恶意,自讨没趣,产生对立。周福清显然忽略了,或根本就不清楚他平时在儿孙辈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象,贸贸然冲口而出,自以为是善意的亲热,结果却招致“恨恨的瞥视”。
鲁迅与祖父的关系,还可以从两幅挽联中看出端倪。
一幅是周福清写给自己的长子,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的,写的是:
世间最苦孤儿,谁料你遽抛妻孥,顿成大觉
地下若逢尔母,为道我不能教养,深负遗言
对此挽联,鲁迅的族叔周冠五在其所著《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》书中,有一句话说:
他的孙儿对这挽联深致不满,意谓:“人已死了,还不饶恕吗!”
“饶恕”二字,应该是对挽联中的“不能教养”所说的。而挽联中的“不能教养”,则很有可能是暗指、针对周伯宜没有考取举人和生病后吸食鸦片致死而言。
周冠五没有说是哪位孙儿,但在鲁迅兄弟三人中,有可能说出这番怨言的,首先恐怕要想到鲁迅。
另一幅挽联是周福清写给他自己的,内容是:
死若有知,地下相逢多骨肉
生原无补,世间何时立纲常
对祖父一向没什么介蒂的周建人,在祖父的丧事办完后才发现这幅挽联,当他拿出这幅他觉得字写得很好的挽联给大哥看,并说,“可惜我早没有看到,不然的话,在丧事中可以在灵堂里挂一挂。”鲁迅的回答却是:“这是在骂人。”
细看一下周福清的这幅自挽联,其主要含意,与其说是在骂人,无如说是自伤,当然其中肯定有些许愤激的情绪。鲁迅却一眼看出是在骂人,而且好像只有骂人,这不能不说有某种先入之见在起作用。所以,一向崇拜大哥的周建人,这回没有完全接受大哥的权威解释,“我听了大哥的解释,觉得有道理,可是又觉得我们也许没有真正弄懂他的意思”,——这实际是对鲁迅所作解释的委婉异议。
鲁迅对其祖父所做的最出人意料,也有点骇人听闻的举动,是把周福清坚持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付之一炬!
周建人的书中,有一段生动而传神的记述:
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,我有点犹豫了。
我没有看过祖父的日记,他写了些什么,我一点也不知道,只看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,线装得很好,放在地上,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,字迹娟秀。
我问大哥:“这日记也烧掉吗?”
他说:“是的。”他问我:“你看过吗?”
“我还没有来得及看。”我回答。
“我这次来翻了翻,好像没有多大意思,写了买姨太太呀,姨太太之间吵架呀,有什么意思?”
我想总不会都写姨太太吧,想起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,还在记日记,就告诉大哥说:“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。”
“东西太多,带不走,还是烧了吧!”
这两大叠日记本,足足烧了两天。
周建人对于他大哥,总是崇敬而温顺的,即使有所不满,最多也只是默默无言而已。上述这段隐含不露、极为简略的文字,其实已经反映出兄弟二人对于祖父情感的明显差异。
不管怎么说,周福清毕竟是点过翰林的人,他所遭遇的“科场贿赂案”,也很有可能在他的日记中有所记录和反映。无论如何,周福清记载了数十年的日记,至少是一份晚清、清末时期的士人私人史。虽然今人对于周福清的兴趣,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鲁迅的兴趣(但别忘了,至少还有一个周作人),然而,恰恰是鲁迅,把本来对于他和他的家族认识有关的一份背景材料,焚烧一空。
鲁迅焚烧祖父日记,是其举家北迁之时的事,也就是在1919年的年底。这次焚烧事件,是否跟“五四运动”和《新青年》有关呢?
鲁迅对于其祖父周福清的这种疏离、反感和排斥,在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时,也清晰地反映出来。仍是周冠五所著《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》书中,《我的杂忆》一段,有如下一段文字:
年纪大的人感到他(指鲁迅)脾气古怪,很讨厌他,他对老的人更加讨厌,不愿和他们见面,甚至自己的祖父也是如此。有一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在他父亲房里,鲁迅从日本放假回来陪我们很欢乐的谈话,他还拿出一瓶“味の素”(即味精)倒一点冲开水叫大家尝尝,又拿香烟和麦尔登糖出来,分给大家吃。这时他祖父唤他:“阿樟”,他赶紧出去,祖父问他:“阿樟,日本人的社会情况怎么样?和中国比较怎样?”鲁迅回答四个字:“没有什么!”马上转头就走了。
这是鲁迅跟周福清的最后一次见面,那时,周福清已是台门里一位非常寂寞的老人,第二年,周福清就去世了。当时鲁迅已从弘文学院毕业,准备前往仙台医专就读,期间正在办理相关入学手续,1鲁迅没有回国为祖父奔丧。
三十年后,日本青年增田涉跟鲁迅学习中国小说史,在闲聊中,增田涉发现了鲁迅对其祖父的某种感情倾向:
鲁迅说过,他做小孩子的时候,因为读书不太用功,曾受到祖父的斥责。但是,他又说,因为读《西游记》,开始觉得书本有趣,所以读起书来。他还说,祖父由进士而成为翰林是经过国家最高级考试的,大概可说是有学问的人吧。他是受过这样的祖父的许多责备的,但是后来他作了教育部的官员,有机会看见部里保管的从前进士的试卷,他从其中发现祖父的文章而把它读了,而那文章并不高明。听了这话,我感觉到那是小孩时受严厉斥责对于祖父的报复口吻。这儿,也可以看到他那种不服输的性格。”(增田涉《鲁迅的印象 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》)
增田涉所说鲁迅看到祖父进士的试卷,指的是周福清殿试时的策论,是许寿裳在工作时发现的,当时的《鲁迅日记》里有记载:
“季市搜清殿试策,得先祖父卷,见归。”(《鲁迅日记》1912年9月21日)
鲁迅当时说到祖父周福清时,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和神情,让增田涉这位日本青年,竟然从中读出了“报复”的感觉?
如果比较一下鲁迅三兄弟对于祖父周福清的态度,我们会发现,周作人相比于鲁迅,显然要平和一些。周福清在杭州坐牢时,本来一直陪伴他的幼子伯升(与鲁迅同年而稍小的叔父),去南京水师学堂读书了,于是周福清让周作人顶替伯升到杭州去陪他。后来在《知堂回想录》中,周作人说:
“祖父虽然在最初的风暴里(指周福清在鲁迅曾祖母的丧事中的粗暴表现)显得很可怕,但是我在他身边的一年有半,却还并不怎样,……却并不对于我生气,所以容易应付。……总之我在他旁边过来的一年半的日子,实在要算平稳的,觉得别无什么要诉说的事。”
周福清对周作人所做的最为苛刻的事,是叫他去菜市场买豆腐时,也必须得穿上长衫。这让周作人很受不了,使他产生了脱逃家庭,前往南京读书的念头。(《知堂回想录 脱逃》)
周福清去世时,周作人刚好从南京学堂回家,于是,他便顶替大哥鲁迅作为承重孙(周作人猜想,因为小叔伯升是庶出,所以,丧仪由承重孙来出面)。周作人笔下,对于家族里的众多人士,皆有臧否褒贬,但对于祖父的叙述、评议尚算公允持中,说不上有多好感,但也没有鲁迅的激烈姿态和举止。
也许真是越有才华越难相处,鲁迅兄弟三人中,周建人对于祖父的态度最为正面。周建人也是兄弟三人中,与祖父相处时间最久的一个。他对祖父的记忆和描述,几乎完全是正面和温馨的,直到晚年,周建人仍然称祖父是“慈祥而可爱的老人”。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一书中,让人难忘的细节之一,是周福清鼓励周建人玩风筝,并亲自“戏棍”给周建人看(时周福清已年逾花甲),没有一丝一毫所谓大家长的威严和古板,完全是一幅古典中国的祖孙怡乐图。
最明显的差异,是祖父周福清从未在鲁迅的笔下出现,而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笔下,祖父却是一个有血有肉、生动丰富的形象。
那么,鲁迅和祖父周福清之间,多少带有“敌意”的状态,原因是什么呢?
周建人在他的文章里,对鲁迅何以跟祖父关系不好,作了几点原因分析。
他认为首先是思想的差异。
鲁迅与其祖父思想的差异,是自不待言的事。思想的差异,当然有可能造成关系的隔膜和疏远,但却不必然造成感情的对立和敌意。鲁迅去南京学堂读书,是靠了族叔周庆蕃的关系,但这位族叔,却是一位思想颇为落后,——据周作人后来的描述,此人道德好像也有问题,——的人士。正是这位叔祖,帮鲁迅改名为周树人,名字改得不错,但改名的理由,却有些可笑,他认为进洋学堂不是件光彩的事,不宜用族谱上的正式名字。后来,这位叔族因为鲁迅爱看维新派的书籍,担心鲁迅思想出问题,就要鲁迅抄写守旧大臣许应骙的奏章。但鲁迅对这位叔祖,虽曾有过微词,感情上却似乎没有什么敌意。
相比于叔祖周庆蕃,鲁迅自己的祖父周福清在思想上倒要算是开明和先进的。当然,其中过时的东西也不少,尤以孝道为甚。
鲁迅与祖父的思想差异,也许肯定在二人的关系中,起了作用,但这种作用的程度,不应被过分想象和夸大。
周建人所说的第二个原因,是祖父的好骂人。“祖父极喜欢骂人,……鲁迅听了也不大舒服,这些也就是不大喜欢祖父的原因的一部分”。这是一个很现实、也很直接的原因。不管你有怎样的地位和高见,如果每天总是喋喋不休以骂人的方式来传道、施教,那任何人都只有望而生畏、退避三舍,乃至心怀怨恨。
周建人所说的第三个原因,听上去有点特别:纳妾。据说周福清前后有过三房妾室,周福清1894年回家,又带回一位与其小女年龄相若的潘氏。鲁迅为何对祖父的纳妾特别反感,这多少有点让人感到好奇。焚烧祖父日记时,鲁迅就着重强调了姨太太。鲁迅日后所写杂文及其它作品中,有多处攻击中国男人纳妾的文字,给人印象深刻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鲁迅对于祖父带回来的妾室潘氏,像对其祖父一样,从未在笔下,乃至口头提到过,但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书中,潘氏却留下了颇为细致而生动的叙述,并被塑造为一种值得同情的形象,周作人在数十年后还给她写过几行诗,而周建人则始终尊敬地称她为“泮(潘)庶祖母”。三兄弟唯一的叔父伯升,是周福清另一位湖北籍妾室所生,在周作人和周建人的笔下,不约而同地呈现为一位风流倜傥、非常鲜亮、非常聪明、极有魅力的人物,他的身世和举止,很难让人不为之心生感慨。周作人和周建人,都跟这位年龄相近的小叔,建立了真挚的超越一般叔侄关系的情谊,并在其所著中清晰流露。而鲁迅对于这位小叔,迄今为止留下的全部笔迹,是《鲁迅日记》里的三句话。前两次是“得升叔信,九江发”;第三次是“三弟来信,言升叔殁于南京。”
跟他两位兄弟相比,鲁迅对小叔伯升的态度,很难说不跟鲁迅对于祖父纳妾的心理有关。2
除此之外,鲁迅跟祖父之间的情感状态,呈现出负面性的一面,是否还跟其它有关呢?
科场案。
由于祖父犯下的科场贿赂案,给鲁迅整个家庭,乃至家族带来的影响,已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事。这是鲁迅之所以会成为鲁迅的一个关键和重要原因之一,而且是源头性的原因之一。对于这件事情,当时人和后来人,基本持了一种大致相近的看法。华人学者房兆楹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:“所以周福清图贿考官,毫不足怪,反而是破案而且重罚才可怪。”(《关于周福清的史料》,原载1957年12月31日台湾出版的《大陆杂志》,转见于《鲁迅研究资料》7),这其实基本反映了一种历来的公论。周福清从犯案到案发,从历史情境的角度看,更像是一桩“击鼓传花”游戏和俄罗斯轮盘赌的结果。然而,虽说如此,作为与事无涉的旁观者,容易持客观、平允之论,表以同情之心,但作为案件利害直接相关人,尤其是对年方青少、正值敏感之时的鲁迅来说,此事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,就真是不足为他人道也!这也是跟鲁迅本人的个性紧密相联,共同作用。周作人曾在文中说:“我因为年纪不够,不曾感觉着什么,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刺激,据他后来说:曾在那里被人称作‘讨饭’,即是说乞丐。……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。”(《鲁迅的青年时代 避难》)
骤然遭遇家庭变故的人很多,但造成鲁迅式效果的,却很罕见。也许鲁迅在平静、理性的心情下,也能达到像一般人对于祖父的理解和同情,但此事给他个人带来的刺激和伤痛(鲁迅父亲的死,也与此有关),却是长久难以弥平的。周福清因为这件事情,不幸成为周氏家族史上的梁武帝和唐玄宗,所谓成败皆由一人。一时的荣耀,给偌大的家庭带来恒久的创痛和毁灭。所以,假如说此事在鲁迅与祖父之间,刻下了什么隐隐的裂痕,那并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。
如果还要在鲁迅与其祖父的对立之间,寻找其它原因的话,我联想到的,是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著《神谱》中,写到的克洛诺斯与宙斯的弑父故事,以及美国学者哈罗德•布鲁姆《影响的焦虑》所阐发的理论。在鲁迅的家族中,唯一能对日后成为一代文豪的鲁迅构成超越性障碍的,无疑就是翰林祖父周福清了。翰林,在漫长的科举时代,几乎是文人学士所能达到的属于官方体制内的最高巅峰。当然,必须特别说明的是,这个所谓的原因,显然不具有太充分的独立性和显豁性,它就像“杀父娶母”的隐喻一样幽微难言,需要跟其它因素结合在一起,才能寻觅到它的踪影。
正如鲁迅身上众多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样,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,也肯定不止只有对立的一面。事实上,鲁迅与祖父的关系,密切而复杂,且影响深远。曾有一位学人说过:
完全可以说,周福清是整个周氏家族中,特别是直系亲属中,给予鲁迅影响最大最多的一个人。3
那么,周福清对于鲁迅有过怎样的影响?
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,曾经手抄过祖父的诗作《桐华阁诗钞》和属于家训性质的《恒训》。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影响,是一个微妙、但肯定存在的事实。别的不说,仅《恒训》中所极力强调的实际和务实倾向,在鲁迅身上就有显著的存在和表现。
戊戌年间,周福清在杭州监狱中,寄了一本《唐宋诗醇》回家给孙辈阅读,并在书中夹了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
初学先诵白居易诗,取其明白易晓,味淡而永;再诵陆游诗,志高词壮,且多越事;再诵苏诗,笔力雄健,辞足达意;再诵李白诗,思致清逸,如杜之艰深,韩之奇崛,不能学亦不必学也。示樟寿诸孙。
这是一段相当不错的简明诗话,简洁而明确,是一位翰林的水准,反映出沈葆桢在参劾他的奏书中所说的“文理尚优”的特点。4虽然与日后鲁迅的诗歌理念不尽吻合,但假如说它对少年鲁迅的诗歌思维产生过某种影响,应该不是太离谱的想象。
但这些,只有算是普通一般的关系材料,真正值得注意的,是周建人曾在文章中这样说:
“然而他(鲁迅)的性情,有些地方,还是很像祖父的。”、“这种心情,与祖父有些相像的。”(《鲁迅去世已经十年了》)
鲁迅与周福清之间,有哪些相像呢?
首先,最容易想到的,是骂人。这也是祖父让鲁迅反感的地方之一,前面几个例子已能说明。周福清的骂人,决不仅仅限于在自家台门里扬威,他是连慈禧、光绪,都毫不“避讳”地痛骂为“昏太后”、“呆皇帝”。可知当年章太炎的“载湉小丑”和吴稚晖在东京的“骂老太婆”之类,洵非孤军奋战。
而骂,现在几乎成了鲁迅的标签之一。
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相像的第二个方面,要数到敢作敢为的反抗精神。关于鲁迅这方面的叙述,已经够多了,对周福清这的一面,知之者要少得多。周福清在江西金溪任知县时,不但跟顶头上司知府关系搞不好,甚至跟江西巡抚也不对付。这也许就是沈葆桢奏折中所说“办事颟顸”的一部分。后来在杭州监狱坐牢,受到狱卒勒索,周福清二话不说,操起一根门闩,满堂追逐、痛揍勒索的狱卒,让人不由想起鲁迅的一句名言:“叫人神旺”!
语言刻薄,算得上周福清、鲁迅祖孙二人的另一项共同点。说起鲁迅语言的刻薄,我立马会想到顾颉刚先生。而周福清的语言刻薄,经典地表现在他称自己的继室夫人、鲁迅的蒋氏祖母为“长毛嫂嫂”!原因是太平军战乱期间,蒋氏曾失散于太平军中,周氏遂以为她洁身不保,故出此奇语。
鲁迅刻薄之时极尽刻薄,随和之处,又慨然随和,最让人难忘之事,莫过于为冯省三修皮鞋的奇闻逸事了。乃祖周福清,也有这等异人之举。周冠五《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》中讲述过一个故事。说周福清在金溪做知县时,有个女佣是自他从小就雇用的,也带到金溪任上,帮周福清做饭。周福清乳名为“福”,老女佣就称呼周福清为“福官”。到了吃饭时节,不管三七二十一,女佣跑进周福清的知县“签押房”(办公场所),总是大叫一声:“福官吃饭者”,“稍微迟延,还要再来一声‘毫燥’(绍谚:作‘赶快’解),他也不以为忤。”
周福清身为翰林,鲁迅成名之后,始终是普通人的心态与习惯,毫无做作与端架子的恶俗习气,让人印象尤深。
周冠五在书说:“介孚公(周福清)经常具有一幅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,没和他接近过的,总不免望而生畏,实在他却是色严而不厉。”
鲁迅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自述:“他(海婴)只怕男一个人,但又说,男打起来,声音虽然响,却不痛的。”(《鲁迅书信 致母亲》1936年1月8日)
不懂此处者,不足与言鲁迅。
鲁迅与周福清对死亡一事的坦然态度和遗嘱中的务实告诫,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。
有意思的是,鲁迅与其祖父相似的关系,一度曾为胡适所捕捉:
去看启明,久谈,在他家吃饭;饭后,豫才回来,又久谈。周氏弟兄最可爱,他们的天才都很高。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,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,创作较少。启明说,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,滑稽似豫才。一日,他谈及一个忘恩的朋友,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,身穿大毛的皮外套,对他说:“今生不能报答你了,只好来生再图报答。”他接着谈下去:“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,每回吃肉,总有点疑心。”这种滑稽,确有点像豫才。(胡适1922年8月11日《日记》)
鲁迅与周福清的相似之处,还有一点,也容易让人产生联想,这就是他们对于自己妻室的奇异态度。周福清对于继室夫人蒋氏,似乎一直都不太好,太平军之事恐怕只是原因之一,或干脆就是借口。据周冠五书中说,周福清在金溪任知县,蒋氏也随同在任,有一回却发生了所谓“听窗事件”,并且,从此以后,“介孚公和蒋老太太的恶感愈深,以致终其身而不交谈。”
周作人在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一书,也有一节写道蒋氏祖母的事:
“但是造成祖母的不幸生活的还有一个原因,……这即她的被遗弃。……她的生活是很有光荣的,她是‘翰林太太’,也到知县衙门去上任过,可是后来遗弃在家,介孚公做着京官,前后蓄妾好些人,末后带了回去,终年的咒骂欺凌她,真是不可忍受的。”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121页
鲁迅和朱安婚姻的最大特征之一,也是没有话说,以至于朱安报怨说:“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,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,怎么会生儿子呢?”
这里要补充说一下的是,周福清对于蒋氏夫人的“遗弃”,很有可能是鲁迅对祖父反感,乃至对立情绪的一种原因,这一原因是与反对纳妾互为表里的。鲁迅对于蒋氏祖母的感情,可以从小说《孤独者》得到证实,——关于这篇小说的真实背景,可参看周作人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中,《孤独者》和《祖母》两节。然而,让人感叹的是,鲁迅自己后来在婚姻上的命运,竟然有些重演了祖父的故事。
周福清和鲁迅从本质上说,都是那种极重规矩和理念的人,他们也非常执着于自己的理念和规矩,然而他俩又都是那种会在突然之际,打破理念和规矩的人。这种执着与破坏的突然转换,形成了周家祖孙二人身上特有的某种张力。
在这种对于理念和规矩看重、执着的背后,是一种准清教性质的东西。周福清对于道德,显然有一种即使在台门人士看来,也已经过时的“守卫”,最突出的例子,莫过于“盘丝洞”的故事了。周福清对于子侄辈抽烟、喝酒的痛恨与告戒,除去现实的原因外,多少都含有道德的因素在其中,——当然,道德与现实本身在此也并不完全可分。鲁迅对于道德,给人更多、更强烈的印象,似乎在于冲破旧的道德上,其实这仍然是以道德为轴心的反向运动,一种反向折射。其背后,正是要树立新道德的精神与努力。祖孙二人虽然所维护与破坏的道德内容,或许适正相反,但其表现精神之内在结构与力度,却是一致的,相似的。
说到周氏家族的道德话题,也许不应该忽略一个名字:周敦颐。年少的鲁迅曾有诗句曰:“好向濂溪称净植,莫随残叶堕寒塘!”(《莲蓬人》,作于1900年),濂溪即周敦颐。周福清和鲁迅身上那种近乎严厉的反堕落倾向,根源之一,或即在此。
如果我们像之前比较鲁迅三兄弟与祖父的情感关系一样,再来作一番比较,我们会很容易发现,兄弟三人中,惟鲁迅与祖父周福清最为相像。在周作人和周建人身上,找不出像鲁迅与祖父如此多的相似之处,尤其是在一些足以表现出一个人的主要特征的地方。即使有,也是隐曲暗通,不像鲁迅与祖父之间具有那种一眼即可辨识的明显特征。
那么,这份相像是怎么来的?
要说清楚两个人的相像原因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不过,在此之前,先得说明、解释一下,所谓两个人的相像,决不是说像一个人站在镜子面前那样。两个人的相像,指的是其有相像之处,但不管能找出多少相像之处,两人身上的差异,也肯定要大于他们的相像。因此,所谓相像一词所表达的,并不是“一个模子倒出来”的意思。
要探寻周福清和鲁迅二人,之所以有诸多看上去相像的原因,除了俗语所谓“隔代遗传”之外,——但同为隔代祖孙,周作人与周建人身上,何以相像之处远不及鲁迅?——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,是他们二人在家庭和家族中的位置,即长子地位。周福清是他父亲苓年公的唯一男嗣,所谓“独子”(周建人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,第30页),而苓年公本身又是长子(同上,第31页),因此,周福清在周氏台门里,“他(周福清)辈分高,年纪老,在本台门即是本家合住的邸宅里要算是最长辈了”(《知堂回想录 祖父之丧》)。
而鲁迅,“是智房派下的长子长孙”(周建人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,第56页)。周福清一生育有二子,长子即鲁迅的父亲周伯宜,次子即与鲁迅同年的伯升。周伯宜育有四子,椿寿早夭,鲁迅为长子。
在以家族为主要生产、生活单位的年代,尤其是在有嫡长子传统的汉族社会里,长子,无论是在现实层面,还是在精神层面,都占据着特殊的位置。这种地位上的男子,通常会有一种更强烈的道德意识和现实承担。这一点,在周福清和鲁迅祖孙二人身上,尤其是鲁迅身上,有令人难忘的印象。八道湾的生活史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然而,长子心态,从某种角度说,只是一个基础和前提,它还须与现实和真实的人格结合,才会产生有实际意义的结果。那么,在周福清和鲁迅身上,能看到一种什么样的人格特征?足以使二人产生为他人所没有的相似性?这就是两人共有的强烈寄望心。周福清和鲁迅,都属于那种对自己,也对他人有着强烈寄望心的人物。——这一点,跟长子地位也是相关联的。周建人书中,写周福清从北京回到绍兴台门后,持八角铜锤在庭院中追打沉溺于鸦片和酒精中的侄子四七,周建人分析到:
“但我祖父独独对四七特别痛恨,想必因为他当年带四七去过江西,期望越高,失望也更深的缘故吧!”(周建人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)
鲁迅则因为译书的缘故,曾经对周作人挥以老拳。
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,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,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,气闷得很,不想做工作,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,他老催促我译书,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,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,挥起他的老拳,在我头上打了几下,便由许季茀赶来拉开了。(《知堂回想录》(上),《邬波尼沙陀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,第154页)
鲁迅在《坟 写在<坟>后面》中,坦承自己性格“时而很峻急”。为何峻急?其中之一,就是寄望心太重,寄望太深。他不仅对周作人这样,对自己,甚至对自己身在的这个民族,也是这样。
就像周福清挥舞八角铜锤追打四七。



2011年10月23日

注释:
  1,鲁迅1904年4月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,7月(农历六月初一)祖父去世,9月12日(农历八月)入仙台医专。见[日]松井博光编、静闻秋帆译注《鲁迅年谱》,载《鲁迅研究资料》5,许寿裳撰《鲁迅先生年谱》,以及由江流编译的《鲁迅在仙台》,见《鲁迅研究资料》4。
2,周作人《鲁迅的故家 老长班》里,讲述鲁迅在北京居住在绍兴会馆时的生活,有这么一段叙述:“会馆的长班是一个姓齐的老人,……他在那时将近六十岁了。同光年间的绍兴京官他大概都知道。对于鲁迅的祖父介孚公的事情似乎知道得更多。介孚公一时曾住在会馆里,或者其时已有不住女人的规定,他蓄了妾之后就移住在会馆的近旁了。鲁迅初来会馆的时候,老长班对他讲了好些老周大人的故事。家里有两位姨太太,怎么的打架等等。这在长班看来,原是老爷们家里的常事,……所以随便讲讲,但是鲁迅听了很不好受,以后便不再他去谈。”
这件事在鲁迅与祖父的关系上,在鲁迅焚烧祖父日记的举动上,有没有影响?
3,段国超《鲁迅的祖父——周福清》,见《鲁迅研究资料》21。但这句话,有可能冲淡、遮掩周作人对于鲁迅的意义和影响。事实上,迄至今日,在关于周氏兄弟的相互影响上,人们多持鲁迅对于周作人在实际事务上的帮助和在精神、思想上的引导的说法,往往忽略、忽视,甚至刻意淡化周作人对于鲁迅有可能的作用和影响,这无疑是种偏颇和偏见。
4,周福清在江西金溪任知县时,遭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参劾。沈在参劾奏折中说:“金溪县知县周福清,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”。转见于朱正著《鲁迅回忆录正误》(增订本),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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